香山蒙养园与蒙台梭利的渊源
纪念活动和培训场地为什么选择在蒙养园作为首重之地？
——香山蒙养园与蒙台梭利的渊源
1917年9月，京畿水灾，隐居于天津的民国前总理熊希龄（1870.7.23-1937.12.25）的住所也被河水吞没，目睹难民露宿、哀号求援这样的惨剧，他良心十分不忍，当即奔赴北京，在北京牵头成立了两所慈幼局，作为收养灾区难童的一个过渡机构。水灾之后，慈幼局里还有200多个儿童没有人认领，熊希龄决定要办一个长期性的孤儿学校，对这些孤贫儿童进行收养和教育。当时北京城没有合适的地点，几经波折，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就和前清皇室内务府协商把已经废弃的前清行宫香山静宜园（即双清别墅）拨出，供熊希龄办香山慈幼院来使用。
一开始，熊希龄院长对在香山办慈幼院想得并不多，和当时其他一些教会团体的想法相同，纯属慈善行为，主要是对孤贫儿童予以相当的养育，并教以谋生的技艺，使之能自立于社会。
开院一年以后，熊希龄感到以前那个教育宗旨不够全面完善，不能适应当时中华民族的国情，可能没法培养出适合社会的人才。于是，他邀请蒋梦麟、胡适、李大钊、张伯苓等数十位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担任香慈评议会的评议员。出谋划策，一块帮助慈幼院办教育。
这还不够，1921年，熊希龄又与蔡元培等创办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并委托研究改进香慈的教育。胡适、陶行之等当时也是中华改进社的骨干。
1926年，香山慈幼院确立新的教育宗旨：为救济孤贫儿童，施以发达身心之完善教养，以植立德智体群四育之基础，而能独立生计，适应社会需要，以养成健全爱国之国民。
1930年秋，熊希龄先生邀请张雪门先生负责创办北平香山慈幼院北平幼稚师范学校，并担任校长。
1937年11月、12月之后，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熊希龄和第三任夫人毛彦文女士（熊先生去世后接香山慈幼院长职务到1948年底）于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毛彦文从上海去了台湾，慈幼院就由副院长雷动和理事长雷洁琼移交给了北京市人民政府。
慈幼院的性质是学校兼家庭。旧社会一般学校对于学生，纵的方面，只顾学制年限；横的方面，只顾及教学的范围及学业程度，对其他一切问题则不负责。慈幼院对于学生，不仅负与其他学校同样的责任，还兼顾毕业后的出路与在校的衣食住行医药等等。
西方人士把“慈幼院”三字译成Children's Home（儿童之家），这足以表现慈幼院的教育精神。1929年（民国十八年），有一位戴应观先生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到慈幼院进行调查。他有一段演说词：“……贵校不是学校，不是家庭，也不是社会，简直是学校、家庭与社会三位一体的组织机关。”慈幼院对这种评价表示同意。
熊希龄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他曾说“家庭教育实造人才之基础”，开院时，他就说，全院是个大家庭，同学们以兄弟姐妹相称。慈幼院多为孤儿，他希望暖抚孤贫儿童的心，使他们能够切实享受到家庭之爱。为此，他在院内尝试“小家庭制”，先后建立了11个小家庭，每个家庭10多个孩子，基本由蒙养园和小学部的孩子组成。他还设立家庭总部，自己在家庭总部设有住处，经常邀请各宅的孩子们到他那里做客。
熊希龄一直重视教育。他在担任国务总理时颁布的《大政方针》，就提出教育是“立国大本”。而他创办慈幼院的宗旨，用他的话说是，“俾无产阶级子弟与有产者享受同等教育之机会”。
1914年蒙台梭利思想已经开始通过管道往中国传播，熊希龄创办慈幼院的时候正是西学东渐的时刻，深受蒙台梭利先进教育思想的影响，他创办香山慈幼院的历史背景也蒙台梭利创建儿童之家的时代背景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蒙台梭利是1907年，熊希龄是1920年，都是因孤儿和慈善而做，最终都扩大到了面向社会大众而做，都发展成了同时代最受褒扬的教育模式，体现了最先进的教育思想，鉴于熊先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中国的国情，其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办学架构在一定程度上比蒙台梭利的格局更大，受益人群也更多，遗憾的是，新中国后因种种原因中断了这些先进教育思想的践行和发展。
现在，蒙养园没了，幸运的是，在原址有了蒙养园宾馆，可以开放的让更多喜欢蒙养园历史人文和所承载的优秀教育思想的朋友，留宿讲学，启迪点化，让优秀教育思想传播的范围更广，造福的人群更多。时值国家政治清明，百花齐放，蒙台梭利教育思想在大陆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和本土化发展，是以选择在香山蒙养园原址这个富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作为蒙台梭利实践大陆幼儿园20周年纪念活动的首重之地。
